四川在解决了邓锡侯后，就算是整个平定了，当然了除重庆之外。
然后自治军在四川进行了大量的混编，将那些新编部队和第一二三四师混编，混编后的部队，新老结合，新编师实力大大提升，而老队伍则有下降。
接着是轮换着在四川进行剿匪，总之时刻保持四川至少有四个师驻扎，剿匪也是一个锻炼队伍的过程，慢慢的新兵变老兵，新军变老军。
四川在朝着越来越稳定变化，而云南则开始有了一些新气象。
在王崇阳层出不穷的诡计下，列强商品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结果是本地的工业终于摆脱桎梏，像一战期间那样，赢得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从五月份开始，几乎所有的轻工工厂都开始盈利了，订单络绎不绝，胆子大的则开始订购设备，准备大干一场。修造厂则开始购进机床等设备，因为工厂多了，设备多了，他们需要的设备也就多了。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大大小小的矿山持续红火，自从铁路通车以来，他们生意更好过以前，越发的希望扩大规模，这也需要采购设备。更多的作坊看到了工业化生产的好处，也想挤进这个市场中来分一杯羹，开始小心翼翼的尝试着购进现代机器，改变传统的作业模式。
工业的发展，让站在工业制高点的赵泽勇那批机器制造企业开始充满了活力，赵泽勇的经理人钱臣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让机床厂、动力设备制造厂、矿业成套设备制造厂，纷纷开足马力生产市场需要的机器设备，云南机器化进程开始步入快车道，正奔着工业革命的道路开足马力冲过去。
同时钱臣还想方设法打开外界的市场，先是在云南大学招聘了一批毕业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商学专业的，组建自己的管理团队，之后亲自带队远赴上海、武汉、天津等中国较大工业城市，走访调研还有联系业务。
经过调查，很快钱臣决定生产纺织设备，因为中国最发达的工业不过就是江浙上海一带的纺织业，同时紧抓机械市场不放松，联系了为数不多的几家其他工业企业，甚至连外资的企业都不放过，他才不管是不是外资呢，只要能给自己提供生意，火星人都无所谓。最后分别跟上海的求新造船厂，江南制造局，大隆机器厂，南京的金陵机器局，还有数十家外资经营的机车修理厂，船舶修理厂等。到了武汉又拜访宁波帮经营的一批工业企业，发现不少经营都十分困难，原因就是这些年的战乱，武汉几乎首当其冲数次受到冲击，甚至有的工厂在战火中被炸成废墟也找不到人赔偿。
在武汉钱臣不仅向民营企业推销兴华集团的机器设备，甚至都推销到了汉阳兵工厂去了。对于武汉和上海的中资民族工业，不全是出于扶持的态度，钱臣向他们提出了，可以分期付款的概念，甚至可以向一些经营良好且老板有信用的企业提供贷款，这确实非常有吸引力，尤其是对武汉的那些工业家来说。很快在武汉取得不小的成果，跟武汉第一商人宋炜臣达成提供了电力设备、自来水厂设备，向他的扬子机器厂提供机床等设备，向他的矿山提供大量设备，并且采用了贷款加分期的方式。
宋炜臣的事业其实是不错的，只可惜第一因为外界环境的影响，加上没有合理的经营，摊子铺的太开资金链一直紧张，一度曾经向日本银行借款自己的企业被日本公使馆控制过一段时间，因此对于日本资本一直戒心重重，此时钱臣提供的贷款可谓是雪中送炭，让他可以按照心中所想大肆扩张企业。
宋炜臣作为武汉实业救国的领军人物，影响力甚大在他的带领下，钱臣在武汉取得空前的大订单，三百多台各式机床，几十套矿山设备，数台大压力锻压机，总金额打到了两百万银元，其中贷款一百万。
这两百万钱臣自然是看不上的，他看上的是日后的市场，他认为武汉绝对有发展潜力，将来绝对能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之意，靠着长江水利，武汉本身就是一个大口岸，每年出口产值几千万元，是个大有可为之地，这个市场他是不会放过的。
回到蒙自后，开始以自己这次调查结果为依据，钱臣开始调整兴华集团的生产方向，机器厂开始试制纺织机械，引进法国的针织设备制造，丝织设备制造，着手设计造船专用设备，以钦州船厂为蓝本能仿制的仿制，不能仿制的自行设计，制造面粉厂的磨面机等畅销机器。
同时还跟王鸿图达成了协议，降低价格向王鸿图提供仿制原料，尼龙纱、毛、丝线等。
王鸿图自从开始从赵泽勇的尼龙企业获得原料后，纺织厂的经营终于有了起色，并且他也很快掌握了仿制几种型号不同的尼龙的方法，更是找到了独门的如何印染这些不容易上色的尼龙织品的方法。加上赵泽勇给王鸿图供货的原料比市场上的面纱、丝线、毛纱要便宜三分之一，让王鸿图可以在价格上洋人商品一较高下，加上最近王崇阳打击洋货的行动，他的生意更好了。
赵泽勇的尼龙原料是煤，而一般的纺织品原料则是棉花、蚕丝或者羊毛，不难想象工业化的尼龙生产，跟农业中的棉花，蚕丝还有牧业出产的羊毛那个生产成本高，赵泽勇的尼龙以这样的价格卖给王鸿图依然还是厚利就说明了一切。
结果呢，钱臣却主动降价百分之十向王鸿图供货，但是要求王鸿图的产品同样降价百分之十，这又是什么目的呢，增强王鸿图纺织厂的竞争力，他已经把自己纺织设备的第一个买主锁定在了王鸿图的纺织厂身上了。